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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東北亞的危與機

    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走出去導航網  撰稿人:  發布時間:2020年05月15日 瀏覽:
    摘要:

    同時,本著開放包容精神,在全球各地既有的“一帶一路”項目規劃中,也可根據“中日韓+X”共識,積極用好日韓的資金技術優勢以及在國際發展援助領域的經驗,開展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本文共5230字,預計閱讀時間12分鐘。

    “一帶一路”:東北亞的危與機

      當前東北亞地緣格局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與日韓關系改善向好、中日韓三邊合作不斷走深走實的新形勢下,推動“一帶一路”在東北亞地區延伸落地正當其時。

      近期三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凸顯了三國利益深度融合,命運休戚與共,為三國深化合作增強了民意基礎。

      著眼長遠,中日韓開展“一帶一路”合作不僅將給三國合作提供新的動力,拓展新的空間,也有利于整個地區的和平、和解和一體化進程。

      推動東北亞“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東北亞地區,這種變化體現得尤為顯著。

      一方面,經濟上的一體化程度日益加深。東北亞地區是與北美、歐洲并列的全球三大經濟中心。中日韓三大經濟體通過產業分工鏈利益相連,使東北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驅動力。

      另一方面,由于朝核問題的存在,加之中日、日韓圍繞歷史認識、領土海權等問題矛盾尖銳,這個地區又是政治安全高風險區,地區國家間關系敏感脆弱。這種矛盾的二元對立特征,形成了東北亞地區獨特的國際關系構造。

      2018年以來,這種二元對立結構開始醞釀重大變化,出現兩個積極信號:

      一是半島問題僵局初現松動跡象。隨著中朝、美朝、朝韓恢復高層接觸互動,半島局勢從一觸即發突然峰回路轉,朝核問題重現政治解決的希望,長期緊張僵持的地區安全局勢趨于緩和,東北亞地區持久和平機制建設重回人們的視野。

      二是中國與日、韓關系回暖。2018年以來,中日、中韓關系相繼走出低谷,日韓兩國對于“一帶一路”的態度也出現積極變化。

      韓國方面,2019年6月文在寅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G20峰會期間會見時表示,韓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場。

      2019年12月文在寅會見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時表示,韓方愿積極尋求韓國發展戰略規劃同“一帶一路”倡議的契合點。文在寅隨后在來華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期間與習近平主席會見時重申,韓方希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同韓國“新北方新南方政策”對接。

      日本方面,中日領導人在G20大阪峰會期間達成的十點共識中提到,日方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聯結多樣化地區的富有潛力的構想。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時與安倍首相就中日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共識,也被外界視為是日方愿與中方“變相”開展“一帶一路”合作。

      從根本上來說,東北亞地區的二元對立構造雖然持續多年,但從長遠看是不可維持的。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平穩發展,日、韓在少子老齡化形勢下經濟發展潛力下降,地區經濟發展動能趨于減弱的情況下,地區國家希望打破長期以來政治安全上的障礙,從地區和平和解進程中挖掘新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動力。這也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北亞地區的延伸落地提供了機遇。

    “一帶一路”:東北亞的危與機

      2018年9月18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右)與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平壤會晤。(來源:新華網)

      “一帶一路”在東北亞地區落地面臨的挑戰

      第一是現實障礙。朝鮮內外戰略雖已初現變化跡象,但目前美朝談判陷于僵局,兩國相互政策均存變數,半島局勢仍存在反復甚至嚴重倒退可能。未來推動朝鮮棄核之路將充滿曲折,構建半島和平機制的前景也很不明朗。

      只要東北亞地區的敵對狀態沒有改變,整個地區的互聯互通和一體化建設將無從談起,在東北亞地區建設“一帶一路”也缺乏現實條件。此外,中、美、俄大國博弈形勢錯綜復雜,日、韓、朝、蒙夾雜其中各有不同利益考量,也會使“一帶一路”受到各種政治因素干擾。

      第二是認知障礙。當前日韓對于“一帶一路”的看法總體上依然偏負面,對開展具體合作態度比較謹慎,中日、中韓間尚未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相比之下,韓方態度要比日方積極。韓國早在2015年就加入了“亞投行”,官方也多次表達合作意向,但雙方口頭共識迄今未變成具體合作協議。

      韓國保守派政黨和媒體依然對中方在“薩德”問題上的應對耿耿于懷,抵觸甚至反對韓國加入“一帶一路”。

      而在保守勢力占據主導的日本政界和主流媒體,基于一貫的對華消極認知,圍繞“一帶一路”主張競爭抗衡的聲音大于對華合作的主張。近年安倍政府雖然態度出現積極變化,但為中日“一帶一路”合作設定諸多前提條件。

      2017年6月,安倍在表達愿與中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時,強調了四點“前提”,即項目全面開放、具有透明且公平的采購程序、確保項目具有經濟效益、不損害借款國家的財政安全。

      中方有學者認為,日本政府與中方倡議進行對接時,刻意留有余地,強調在合作理念及方式上與中方的差異性。同時日本在“一帶一路”框架之外,也調動戰略資源,采取多方面針對措施,與“一帶一路”以及日益增強的中國影響力形成了直接競爭。

      第三是美國因素。當前美國對“一帶一路”態度依然消極,總體奉行制衡對沖的政策。2020年是美國大選年,選戰期間兩黨很可能爭相對華示強,未來無論是特朗普繼續執政還是民主黨上臺,短期內不會改變基本對華態度。

      如果美國對華戰略繼續朝著全方位競爭遏制方向發展,未來還會對東北亞地區加大投入,著力遏制中國地區影響力上升。

      一方面通過美日、美韓軍事同盟加強對日韓掌控,渲染“中國威脅”,突出軍事安全議題,明里暗里阻撓日韓對華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另一方面,還可能加大力度推動“印太戰略”,通過推進“印太地區透明度”倡議等,在中國周邊加大經濟投入,對沖“一帶一路”影響。這些都可能制約“一帶一路”在東北亞地區的落地發展。

    “一帶一路”:東北亞的危與機

      2019年1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來源:中國日報網)

      “一帶一路”東北亞落地的前景

      立足現實,中日韓合作機制是當前推動地區“一帶一路”建設最理想的平臺和依托,而中日韓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合作也會給三國合作提供新的動力,拓展更大空間。作為東北亞地區唯一的機制化多邊合作平臺,經過20年長足發展,中日韓合作已經形成多層次、寬領域的較為成熟的合作架構。

      2018年中日韓三國GDP占全球的23.5%,人口超過15.7億。三國間貿易額達7200億美元,相互投資超過110億美元,人員往來超過3100萬人次。從經濟人口體量看,三國合作還有很大潛力。

      2019年底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中國成都成功召開,會議通過了《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文件。領導人層面的共識給三國合作注入了新的政治動力,也明確了努力方向。目前三國官產學各界都在積極探討未來中日韓合作的具體領域和路徑。

      從“一帶一路”合作的角度看,中日韓三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努力和嘗試。

      第一,加強高層引領,強化矛盾管控,打造東北亞和解互信基礎。

      中日韓合作20年來,始終難以擺脫雙邊政治關系的影響。三國領導人會議從2008年獨立召開以來,幾度中斷,主要也是受到雙邊政治關系氣氛的影響。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日、韓日間難以完全實現歷史和解,有關領土爭端也難以解決,未來中日韓合作順利推進的根本在于三方對敏感問題的管控。中日韓合作很難與雙邊關系完全脫鉤,但可以通過政治共識最大限度地規避雙邊矛盾帶來的影響。

      首先,三方需要高度重視加強政治引領,維護好三國領導人年度會議機制,通過高層引領為三國合作提供源源不斷的政治動力。領導人的會面與對話對中日韓三邊關系歷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能給三方放手開展合作提供“安全感”。

      其次,三國合作要適時引入政治安全議題。迄今三國合作為了減少阻力,回避和弱化了“政治安全”議題,主要聚焦于經濟、社會、人文領域。這在當前階段是明智的做法。但未來合作要向深入推進,需要在政治安全領域有所突破。例如三方圍繞歷史問題的溝通、地區安全架構議題的探討、防務安全領域的交流合作,條件具備時都可以開展。操作上宜循序漸進,從二軌層面談起,逐漸向一軌半、一軌層面推進。談不攏沒關系,只要能坦誠對話,就有利于增進政治安全互信。

      最后,三國要建立長效化的危機管控和沖突預防機制。這一輪中日關系得以改善回暖,很大程度緣于雙方依據2014年的“四點原則共識”對歷史、領土等敏感問題進行了有效管控。今后三方應重視對彼此關系中的敏感風險點強化管控意識,探討建立互信機制,為深化合作創造良好的氛圍。

      第二,處理好與朝鮮、美國等主要利益攸關方的關系,挖掘本地區潛力,規避外部影響。

      由于東北地緣政治的特殊性,三國合作需要考慮地區其它成員的關切,也要照顧利益攸關方的舒適度。在朝核問題上,實現半島無核化和長治久安是中日韓共同利益訴求,三方需要進一步加強溝通協調,在促朝棄核、推動朝鮮內外政策朝著積極方向轉變方面發揮推動作用。著眼未來朝鮮棄核和對外開放的前景,三方可前瞻性地研究同朝開展對話合作的路徑與方式。朝鮮有2600萬人口,12萬多平方公里面積,地處東北亞核心位置,“一帶一路”在朝鮮的落地不僅對其經濟發展有重要促進作用,對實現整個地區的互聯互通也意義重大。

      關于美國因素,中日韓合作離不開美方的理解支持。為此,保持三方合作的開放性與透明性,加強與包括美國在內地區相關國家的溝通十分重要。中日韓三國開展合作與各自對美關系應該做到并行不悖。中方一貫倡導各種多邊合作機制的開放包容性,中日韓合作也是如此。開展三方合作,中方應堅持互利共贏、合作發展的原則,減少日韓對“一帶一路”倡議基于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的偏見,使之正確解讀中方的意圖,理性客觀看待其作用意義。

      第三,依托“中日韓+X”合作,推動日韓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之中。

      三方已就推進“中日韓+X”合作達成共識并取得早期收獲,未來這將成為三國合作的主要著力點和增長點。這種合作方式可成為未來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基礎性架構,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北亞落地的重要平臺。其中的“X”不應局限于經濟領域的合作對象,也不應是單一對象,而應該是涵蓋政治安全、經貿人文在內的廣泛領域,以及泛亞太區域中廣泛對象的靈活框架,宗旨是要通過中日韓三國的引領作用,加快推進區域的和解、合作和一體化進程。

    “一帶一路”:東北亞的危與機

      2019年11月4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泰國曼谷出席第14屆東亞峰會。(來源:新華網)

      “一帶一路”東北亞落地的路徑

      三方可以從以下幾個層次和領域著手:

      一是,激活并用好東北亞既有的次區域合作架構,包括“泛黃海經濟技術交流會議”、大圖們江合作規劃和環日本海合作構想等。以中日韓三方框架為主,適時視情納入朝鮮、俄羅斯、蒙古,共同探討未來東北亞地區陸海聯運和互聯互通前景。這些合作架構也可以和中國東北振興戰略形成對接,進一步拓展“一帶一路”在東北亞的合作空間。

      二是,在亞太地區挖掘合作潛力。中日韓三方可積極探討與中國在東南亞、南亞、中亞等地的“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和項目中開展合作。特別是東盟國家與中日韓關系都十分密切,中日韓與東盟的“10+1”“10+3”合作也已取得長足進展。考慮迄今中日韓在東南亞出現過經濟項目上的惡性競爭、相互踩腳的現象,未來東盟國家有望成為三國合作向外拓展的主要試驗田。目前,中國在一些地區推進“一帶一路”項目存在偏重大型基建項目的傾向,對當地社會民生、生態環保、醫療衛生等缺乏足夠重視。而日韓在有關領域有豐富的經驗和做法,值得中方學習借鑒。三方可在減貧、可持續發展、減災、生態環保、衛生醫療等領域進一步加強“中日韓+X”合作,這也有助于豐富“一帶一路”內涵,提升“一帶一路”建設水平。

      三是,加快完成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歷經16輪正式談判,中日韓三方正在力爭達成一個全面、高質量、互惠且有自身價值的自貿協議。目前三方經貿關系中呈現互補性下降、競爭性上升的傾向,三方在自貿區談判中圍繞市場準入標準和農業等敏感領域也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如能克服困難,最終形成一個高水平自貿安排,從中長期看有利于逐漸打通目前三方經貿合作中的瓶頸,完善中日韓之間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體系,建立一個相對穩定可預期的競爭性合作前景,有利于三方在“一帶一路”框架中開展務實合作。

      四是,以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為契機,推進中日韓“命運共同體”建設。中日韓三國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非常嚴重的國家,三國間人員往來和經貿合作受到嚴重沖擊。在中國抗擊疫情過程中,日韓各界提供了大力支援,民眾對華展現善意,使中日、中韓關系氣氛得到進一步改善。此后隨著疫情在日韓擴大,中國也向日韓防控工作提供積極配合支持。此次疫情充分顯示了中日韓三國聯系空前緊密、利益深度融合、命運休戚與共的現實。以共同應對此次疫情為契機,未來中日韓需要加強應對重大傳染疾病等公共衛生領域的交流合作,探討在信息共享、應急支援、醫療科研等領域建立長效合作機制。著眼長遠,三國政府應用好此次共同抗擊疫情過程中國民感情的積極變化,加強三國間的各領域交流,增進民眾間的理解互信,使“命運共同體”意識深入人心,這也將為“一帶一路”建設在東北亞地區落地、為中日韓合作走深走實奠定更為堅實的民意基礎。

      “一帶一路”已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主要平臺,從完善其總體布局出發,需要適時將東北亞地區納入視野框架之中。當前地區形勢趨向緩和,中日、中韓關系改善向好,中國宜抓住有利時機,借助日臻完善的中日韓合作平臺,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在東北亞地區延伸落地,助力地區和平、和解和一體化進程。同時,本著開放包容精神,在全球各地既有的“一帶一路”項目規劃中,也可根據“中日韓+X”共識,積極用好日韓的資金技術優勢以及在國際發展援助領域的經驗,開展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責任編輯:單建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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